校长故事·任记忆流淌

　　▲无线电通讯

　　条件艰苦，但是在校长的带领下，每一个人都是认真负责的，每一个工作岗位都是有故事的。你不会认为那时候我们每人一部手机吧。套用一句电影流行语，我们的通讯“基本靠吼”。当时学校只有一部电话，安装在门卫室。老师们不管成家了的还是单身的大多数住在集体宿舍，基本没有装电话。但是学生家里有电话，他们生病请假会用到电话，还有老师们的亲戚朋友有时也会从老家打来电话，所以不常打电话但是经常接电话。每当门卫接到电话，校园里就充满刘师傅的吼声。有趣的是当时的门卫有两位师傅，都是客家人，都姓刘，他们不会说普通话，他们认为自己的客家话比广东白话好懂，认为客家话跟普通话差不多，所以交流的时候一点说普通话的意思都没有。但是听他们说话可苦了我们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异乡人，听不懂还要使劲猜，猜来猜去还是不明白。两位刘师傅轮流值白班和夜班，年龄大一点的那位身体不太好，嗓门不够大，喊人的时候喊很多遍都听不清，英明的后勤主任张英明便安排他值夜班，白班由年轻一点的小刘师傅长期担当。每当有电话找人的时候，刘师傅在楼下一吼，你就看见二楼、三楼、四楼的围栏边伸出无数的脑袋，一个个盯着刘师傅，用疑问的眼神询问刘师傅在叫谁。直到刘师傅用手指着某人，才看见这些脑袋一个个缩回去，于是便听见楼梯上“噼里啪啦”的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有一次，我在办公室又听见小刘师傅在吼了：“ní老师——ní老师电发（话）——”李丽老师走出去了，旋即又回来了，不是找她的。可是楼下依然在吼“ní老师——ní老师电发（话）——”办公室已经没人了，学校里也没有姓黎的老师，估计是打错了，我也没出去。可是没两分钟，刘师傅气喘吁吁的站在四楼我办公室门口，指着我上气不接下气的说：“ní老师，ní的电发（话）！从香港打过来的！”我还想分辨我不姓ní，李丽赶紧推我出门：“先去接了再说！”后来张英明主任告诉我，客家人把鱼就叫“ní”，我当然就是“ní老师喽”。下班时，我特意去感谢刘师傅，他说了什么我还是没明白。虽然语言阻隔了我们之间的交流，但是刘师傅那种负责任的态度使我非常感动，刘师傅离开二小好多年了我们都还在说起他。也正是这些的小事让二小这个家把我们这些游子拢在一起，温暖地生活着。

　　▲丰富充实的周末

　　二小初建时人员有很多特殊性，就是三多：单身的多、住宿舍的多、分居的多。需要说明的是单身的肯定住宿舍，住宿舍的不一定单身，分居的不是因为闹离婚。那时候是五天半工作制，比起现在每周休息时间少了半天，但是那半天大家还是呆在学校里，因为我们每周都有丰富多彩的节目。李校长是一位很人性化的校长，从来没有刻意的去开个会讨论一下单身老师周末怎样渡过。记得从一开学周末就没有空闲过，舞会、烧烤、聚餐、联谊等等活动应接不暇。每个月都要为本月过生日的老师庆祝一次生日，利用二楼大厅组织舞会，邀请各兄弟学校同仁们来参加，还成立乐队。还记得刚开学的时候，老师们的办公室还没完工，大家都在大教室里办公，一个办公室几十个老师，一到周末，大家把桌椅搬到走廊上，用录音机放上音乐就跳起来。每次聚餐都有人自告奋勇的表演节目，最经典的是沈文建主任与王翠兰老师的二重唱，曾光明老师的革命现代京剧，刘森力老师的手风琴演奏，张一兵老师的笑话等等。记得有一次，不知是过什么节，工会组织了一次聚餐活动，这次聚餐以组为单位各自做几道菜，周六的下午，每个组的人都聚在一起，买、洗、切、烧……弄出几大盘。晚餐时间，大家把做好的菜都放在二楼大厅的长条桌上，每个人端个盘子，挨个品尝各式各样风味的菜肴，吃了什么已经记不得了，味道如何也早就忘了，只记得那一排排长长的桌子、那一个个堆得满满的盘子和那一张张如花的笑脸。

　　▲ 单身的优待

　　二小建立之初，虽然只有三十几个人，单身的老师却有十几个。每当到了六一儿童节和中秋节，大家都要聚一聚。中秋佳节倍思亲，大家相聚在一起排遣寂寞情有可原，六一团聚又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每到六一儿童节学校都要放半天假，学校都是安排六一的上午文艺汇演，下午就放假，好让家长带着孩子出去玩玩。我们这些单身的“大孩子们”在这一天也有个家长带着我们，就是二小的家长——李卓志。记得第一次去李校长家过六一，校长小小的客厅里挤进了我们十几个“大孩子”，转身都很困难。校长夫人从邻居家借来桌子、凳子、碗筷，甚至连锅都要从邻居家借来。校长夫妇俩为我们做出丰盛的晚餐，炖肉、煲汤、烙饼……年年如此，把许多已婚人士馋得不行，曾经有一位结了婚后还隐瞒婚史冒充单身来参加六一聚餐，可见吸引力之强。现在想来，美味佳肴、一饱口福那都是次要的，重要的是那种润物无声的关怀，潜移默化在心底。

写于2008-10-5